有轨电车问题的本体及四个变体：1.原始问题、2.胖子、3.胖坏蛋、4.二次变轨、5.院子里的人
此道德兩難问题涉及人對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的取捨。此難題可以變化，如一條岔道有一人，另外一條可以改成更多人或更少人，人數對利益取捨的關係。這個思想實驗主要想探讨功利主義與源自康德主義的道德義務論見解。任何的假設題目，都必須有前題假設，作出此決定前，可以假設你完全不認識這即將面對死亡的几人，不知道性別、年齡、職業、財富，亦不了解其可能對社會地位和貢獻。甚至是人数。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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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天橋上，看到有一台剎車損壞的電車。在軌道前方，有五個正在工作的人，他們不知晓電車向他們衝來。一個體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邊，你發現他的巨大體形與重量，正好可以擋住電車，讓電車出軌，不致於撞上那五個工人。你是否應該動手，把這個很胖的路人從天橋上推落阻挡电车，以拯救那五個工人，還是應該坐視電車撞上那五個工人？
关于这一行动方针的反对似乎很强烈；当被同时问及原始问题与此变体问题时，大多数人会赞成拉动操纵杆挽救五条生命，但不赞成推胖子去挽救工人。[14]这导致研究者试图在两个问题之间找到道德方面的区分。
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在原始问题下，无意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被杀死的那一个人只是将操纵杆拉开的副作用。但是，在第二种问题下，伤害一个胖子是挽救这五个工人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利·卡根在他的第一本书《道德的极限》中讨论并最终拒绝了这一论点[15]。
可以断言，这两种问题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第二种问题下，被提问者希望通过某人的死亡来拯救这五个人，而在第一种问题下，他们没有这种意图。这种解决方案本质上是双重效应学说的一种应用，这种学说认为一个人可能会采取具有不良副作用的行动，但是认为故意造成伤害（即使是出于充分的原因）也是错误的。
胖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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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的是将“胖子”这个例子进一步发展到涉及到这样一个情况：胖子实际上是使这五个人陷入危险的恶棍。在这种情况下，将恶棍逼死，特别是能够拯救五个无辜的人，不仅在道义上是合理的，而且甚至势在必行。这本质上与另一种思想实验有关，称为定时炸弹情景，该情景迫使人们在涉及到两种道德问题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
二次变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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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使用一个人的死亡来拯救五个人的生命是错误的，这会导致类似这样的变体问题：
和以前一样，列车沿着一条铁轨驶向五个人，可以转向到第二条铁轨上。但是，在此变体中，列车在转向的随后又重新变轨至主要轨道，因此列车仍在通往5个人的轨道上行驶。但是，第二条轨道上的人是个胖子，当他被列车杀死时，将阻止其继续行驶到有五个人的铁轨上。你应该拨动开关吗？
唯一的物理区别是增加了一条可以并入主要轨道（第一条轨道）的铁轨。这似乎很琐碎，因为无论采取何种选择，实际上列车都不会沿着它行进（在选择杀死胖子时，列车会因胖子而停止。在选择杀死五个人时，列车则根本不会变轨。）。这可能会影响某人的决定的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死亡实际上是拯救这五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
迈克尔·J·科斯塔（Michael J. Costa）在1987年的文章《电车的另一次旅行》中曾提出过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他在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允许这五个人成为拯救一个人的一种手段。
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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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用另外的一个例子代替了列车。但与原始问题的人数与结果大致相同，但没有一辆列车。由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英语：Judith Jarvis Thomson）提出[3]：
一位出色的外科移植医师有五名患者，每个患者都需要不同的器官，而每个人都将在没有该器官的情况下死亡。不幸的是，这五种移植手术中没有可用的器官。一个健康的年轻旅行者，刚穿过医生工作的城市，便进行了例行检查。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医生发现他的五个器官分别与他所有五名垂死的病人都兼容。进一步假设如果这个年轻人失踪了，没有人会怀疑医生。你是否支持医生杀死该游客，将其健康的器官提供给这五个垂死的人们并挽救他们的生命？
院子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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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昂格尔非常反对传统的非功利主义对有轨电车问题的回应。这是他所举出的例子之一：
像以前一样，列车正在驶向五个人。但是你可以通过与另一辆列车相撞来转移它的路径，但是如果这样做，两者都会脱轨并滑下山坡，掉进一个院子，院子里吊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会被杀死。你应该这样做吗？
对此的响应部分取决于读者是否在回答该问题前已经回答了标准的列车问题（因为希望保持自己的回答一致），昂格指出，以前从未遇到过此类问题的人很可能会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伤害院子里的人的措施将是错误的。
因此，昂格尔认为，对这类问题的不同回应更多地基于心理学而不是伦理学。在这种新情况下，他说，唯一重要的区别是院子里的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参与”。昂格声称人们因此认为有这个人存在使问题不是“公平游戏”，但是他说，这个院子里的人的缺乏参与不会产生道德层面上的改变[5]。